内容提要：皖南沿江中部地区周代文化遗存复杂多样。自西周初年至春秋时期，先后有群舒、周、大路铺、吴、越、楚等文化影响到该地区。聚落及墓葬出土遗物的文化因素分析表明，群舒、吴、楚文化曾经在这一地区有过相对稳定的控制范围万店优配，而周、大路铺和越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则是间接或短期的。在两周时期，皖南一带实为中原、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文化格局较宁镇地区更为复杂。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可以突破把皖南地区青铜文化笼统看作吴越文化的传统观点，有助于深化对两周乃至整个青铜时代皖南地区文化面貌的认识。
本文讨论的皖南沿江中部地区，是指以安徽铜陵、繁昌、南陵为中心的低山丘陵及沿江平原地带。这里是长江下游铜矿储量最丰富的地带，也是皖南青铜文化遗存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尤以周代遗存最为丰富。准确辨识这些文化因素及其性质，对于认识皖南乃至长江下游地区的青铜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限于资料的原因，以往学界大多将皖南地区青铜文化笼统地纳入吴文化或吴越文化范畴，视其为吴越文化的地方类型，对其文化面貌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近年来，考古发掘及调查工作的增多为深入认识其文化面貌提供了契机。本文拟以陶瓷器为主，结合青铜器文化因素分析，对皖南中部地区两周时期文化面貌和文化格局变迁进行初步探讨。
一、陶瓷器文化因素分析
展开剩余96%皖南沿江中部地区出土的周代陶瓷器主要包括陶器（夹砂陶、泥质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三大类。其中以陶器为大宗，主要出土于聚落遗址。印纹硬陶、原始瓷数量较少，在聚落遗址、墓葬中均有发现。
（一）群舒文化因素
近年来，在皖南中部沿江地带先后发掘了繁昌板子矶[1]，铜陵师姑墩[2]、夏家墩、神墩[3]等遗址。遗址出土的周代陶器均以夹砂和泥质红褐陶为主，比例高于灰、黑陶，与宁镇地区同时期文化面貌有一定相似之处，但是器体表面多饰绳纹，其比例远大于素面陶器，又与一江之隔的江淮地区群舒文化有很大的共性。从器类来看，江淮群舒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如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等，在师姑墩、夏家墩等遗址也有较多出土。
曲柄盉是江淮地区群舒文化最具代表性器物之一，按器形可分为甗形盉与鬲形盉，材质则有陶、铜两类。皖南地区仅发现有甗形陶盉，数量较多，使用时间从西周早期持续到春秋早中期。师姑墩所出曲柄盉可根据流口形状不同分为二型：A型为管状流，连裆或微瘪裆，如T5F2:1（图一:1）[4]，其形制与江淮地区如安徽庐江大神墩遗址出土甗形盉T322③:1（图一:2）[5]类似。不同之处在于江淮地区夹砂灰陶较多，而师姑墩盉多为夹砂红褐陶。B型为槽形流，除流口外其他特征与A型基本相同，目前仅见于师姑墩遗址，可能是在A型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当地特有类型。繁昌板子矶也有较多曲柄盉盉柄及盉足出土。
图一 皖南中部地区与江淮地区群舒文化因素陶器比较
1、3、7、9、11.师姑墩（T5F2:1、T4⑧:21、T7⑤:2、T6⑥:15、T9⑥:2） 2.大神墩（T322③:1） 4、6.堰台（T0710⑦:1、M28:4） 5.夏家墩（TXT1⑧a:4） 8.众德寺（M1:2） 10.大城墩（T3:4:13） 12.堰墩（T609⑬:3）
折肩鬲为群舒文化另一代表性陶器，器体特征为侈口，束颈，折肩，多为锥状实足，足跟较高。器表饰绳纹，颈部或肩部绳纹往往被抹平。师姑墩遗址出土的折肩鬲较多，主要见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早中期，器形及纹饰特征与江淮地区所出同类器基本相同。如师姑墩T4⑧:21（图一:3）[6]、板子矶T703⑭:1，均与安徽霍邱堰台遗址EaIⅡ式折肩鬲（图一:4）[7]类似，只是在纹饰与足部形状上稍有差异。霍邱绣鞋墩出土的A型I式陶鬲T1④a:6[8]与师姑墩T4⑧:21形制也基本相同。
师姑墩遗址出土折腹罐数量较多，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期，同时期的夏家墩遗址也有折腹罐出土。折腹罐在安徽江淮地区多见，如霍邱堰台遗址即出土较多，有些形制与师姑墩陶罐几乎完全相同。夏家墩出土的折腹罐TXT1⑧a:4（图一:5）形制与霍邱堰台CaIⅡ式罐（图一:6）[9]也几近相同。
鼓腹罐在江淮一带也出土较多，但多为残件。师姑墩鼓腹罐T7⑤:2（图一:7）[10]与霍邱绣鞋墩二期、寿县青莲寺四期[11]出土的部分陶罐残片口沿部特征基本相同；六安众德寺四期夹砂红陶罐M1:2（图一:8）[12]侈口，折沿，圆鼓腹，也与师姑墩罐较为相似。
折腹簋在皖南中部地区发现较多。敞口，斜折沿或卷沿，折腹。该型簋在江淮周代遗存中发现较多，霍邱堰台、霍山戴家院[13]、含山大城墩[14]、六安堰墩[15]等遗址均有出土，是江淮群舒文化的典型器物。师姑墩簋T6⑥:15（图一:9）[16]与大城墩簋T3:4:13（图一:10）器形、纹饰几乎相同。
折盘豆在江淮群舒遗址中多见，同类器在师姑墩周代遗存中也多有发现，一般为敛口，盘较浅，折腹。早期柄较高，如师姑墩出土西周中期豆T9⑥:2（图一:11）[17]，器形与六安堰墩A型豆（图一:12）类似。之后，豆柄部则变短成为圈足。师姑墩遗址出土的春秋时期圈足折盘豆与堰台出土的IaⅡ式豆[18]形制基本相同，可见两地渊源关系明显。
（二）吴文化因素
皖南中部地区经过正式考古发掘的吴文化遗存以土墩墓为主，聚落遗址仅有南陵牯牛山城址[19]一处，发掘面积小，资料也未公布。该地的土墩墓分布十分密集，集中分布在繁昌、南陵交界地带的漳河流域，经过正式发掘的主要有南陵千峰山[20]、龙头山[21]、繁昌平铺[22]等，时代最早为西周中期，个别器物或可早至西周早期。这些土墩墓出土随葬品较少，但仍可发现器物特征与宁镇地区基本一致。如皖南中部土墩墓随葬器物以印纹陶、原始瓷为主，另有部分泥质、夹砂陶器。随时代推移，泥质、夹砂陶逐渐减少而印纹陶、原始瓷比例不断增加。泥质和夹砂陶多为红陶、红褐陶，少部分为灰陶，器表大多为素面。上述特征与宁镇地区土墩墓所出器物基本一致。从器类来看，属西周中期的南陵千峰山土墩墓D16M2、M6、M15等出土较多夹砂和泥质陶器；但西周晚期的M3、M10等则以印纹硬陶罐、原始瓷豆为主，甚少出土夹砂、泥质陶器。南陵龙头山发掘的几座土墩墓时代为西周晚期，出土器物中已少见夹砂和泥质陶器。器类随时代变化的特点也与宁镇地区相同。
皖南及宁镇地区的印纹陶、原始瓷应来自于越文化，下文有专门论述，此处仅对普通陶器进行分析。从具体器形来看，千峰山土墩墓出土的夹砂红陶鼎M15:5直口，弧腹，圜底，三锥状足，腹部饰有4个角状纽（图二:1）。带有角状纽的夹砂红陶鼎是宁镇地区特色，在土墩墓中大量出土，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出土陶鼎JTFD33M2:5（图二:2）[23]与千峰山所出形制相似。千峰山出土夹砂红陶鬲D16M2:1折沿，束颈，深腹，平裆，三袋形足外撇，足根呈圆锥状（图二:3）。类似陶鬲在江苏句容鹅毛岗（图二:4）[24]、丹徒四脚墩[25]等土墩墓中均有发现。皖南中部土墩墓出土的红陶双耳罐也是宁镇及皖南东部地区聚落及土墩墓中的常见器形。繁昌平铺出土的红陶双耳罐（图二:5）形制与句容鹅毛岗D2出土的陶罐D2M16:1（图二:6）[26]基本相同。可见，皖南中部地区与宁镇地区土墩墓的文化特征是一致的。
图二 皖南中部地区与宁镇地区吴文化因素陶器比较
1、3.千峰山（M15:5、D16M2:1） 2.浮山果园（JTFD33M2:5） 4、6.鹅毛岗（D2M23:9、D2M16:1） 5.平铺（无器物号） 7、9、11.师姑墩（T9⑥:2、T36⑦:13、T11⑪:2） 8.赵家窑团山[T305（4）:7] 10.东岗头（G2①:98） 12.南岗山（D1F2:4）
另外，皖南中部聚落遗址中也出土较多宁镇地区风格的陶器。师姑墩出土的矮圈足浅盘在宁镇一带常见。师姑墩盘T9⑥:2（图二:7）[28]与赵家窑团山陶盘T305（4）:7（图二:8）[29]二者均为泥质黑陶，除纹饰外，两者形制基本一致。师姑墩出土的素面夹砂陶鬲（图二:9）[30]与宁镇地区素面鬲（图二:10）[31]类似。师姑墩素面鼎（图二:11）[32]与宁镇地区素面鼎（图二:12）[33]形制基本相同。素面鬲、鼎是宁镇地区典型陶器，皖南中部地区出土的该类器物应是受到了宁镇地区的影响。
（三）周文化因素
皖南中部地区发现的典型周文化遗物种类和数量均不多，主要见于师姑墩遗址，夏家墩遗址也有个别发现。主要器类有卷沿弧腹鬲、鼓腹簋、粗柄豆等。
卷沿弧腹鬲是中原地区西周时期的典型器物。师姑墩陶鬲T5⑫:2[34]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墓出土陶鬲M178:1（图三:2）[35]口、肩部特征类似。该鬲沿面有一周凹槽的特征在中原商周时期也比较流行，在河南郑州商城[36]、新郑天利西周墓[37]中都有较多发现。夏家墩A型Ⅱ式鬲（图三:1）鼓腹、弧裆，与张家坡A型Ⅳc式陶鬲[38]形制基本相同。
图三 皖南中部地区与中原地区周文化因素陶器比较
1.夏家墩（TXT1⑧a:1） 2、6.张家坡（M95:1、M412:3） 3、5.师姑墩（T29⑥:3、T5F2:4） 4.普渡村（M20:5）
鼓腹簋在中原地区商周时期流行。该类器在皖南中部无完整器出土。师姑墩簋T29⑥:3（图三:3）[39]鼓腹，矮圈足外撇，器表饰绳纹，形态特征与长安普渡村Ⅴ式簋（图三:4）[40]类似，但后者圈足较高。大城墩西周早期遗存也见有类似的鼓腹簋，师姑墩鼓腹簋的直接文化来源可能是江淮地区。
粗高柄豆在皖南中部地区出土数量较多，但完整器少见。师姑墩豆T5F2:4（图三:5）[41]钵形，敞口，浅盘，弧壁，粗柄较直。此类豆在中原地区西周早中期发现较多，在江淮地区也有较多发现，尤以江淮西北部的霍邱堰台遗址出土集中，南京北阴阳营[42]、安徽马鞍山五担岗[43]等遗址也偶有发现，这实际已指示了其由中原向南传播的路线。上述师姑墩豆与张家坡M412:3（图三:6）[44]、霍邱堰台T0508⑫:1[45]器形几乎完全相同。但师姑墩豆为泥质红陶，中原及江淮地区的豆则以泥质灰陶居多，应是在吸收后者文化因素基础上的再创造。
皖南中部地区出土陶器的中原周文化因素多带有西周早期的特征，这种现象应与金文中记载的西周初年周人征淮夷有关。
（四）越文化因素
皖南中部地区发现的越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印纹陶和原始瓷上，在土墩墓及聚落遗址中均有发现。关于宁镇、皖南地区印纹陶、原始瓷的产地，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不过，目前在浙北湖州、德清一带发现大量商周时期的印纹陶、原始瓷窑址，而在宁镇、皖南一带并无确切的发现，且宁镇、皖南地区印纹陶、原始瓷在出土陶器中比例偏低。故有学者指出，苏皖地区的印纹陶、原始瓷应来自浙北地区，是越国用来与吴国交换铜矿料的[46]。千峰山（图四:1）、龙头山（图四:7）等土墩墓及师姑墩（图四:3、5）[47]、板子矶（图四:9）等遗址出土的印纹陶及原始瓷，在浙北太湖地区如长兴便山土墩墓（图四:2、4、8）[48]、德清火烧山窑址（图四:6、10）[49]等越文化遗存中均可找到渊源。在纹饰方面，皖南中部地区印纹陶上出现的回纹、重回纹、席纹、雷纹、变体雷纹、弦纹、折线纹、复线菱形纹以及多样组合纹饰也是浙北、太湖一带常见纹饰。因此笔者曾撰文指出，在浙北和安徽江淮地区之间存在一条印纹陶、原始瓷运输通道，而皖南中部一带恰是这条通道上的重要中转站[50]。当然，皖南中部地区的印纹陶、原始瓷器类较浙北地区少，可能是输入时对种类有所选择。在春秋末期以前，除印纹陶和原始瓷外，皖南中部地区与太湖、浙北地区相似文化因素较少。
图四 皖南中部地区与浙北地区越文化因素陶器比较
1.千峰山（16号墩M1:1） 2、4、8.便山（D497:2、D420:15、D494②:19） 3、5.师姑墩（T4⑦:3、T6③:5） 6、10.火烧山（IT0403⑨:11、IT0404④:5） 7.龙头山（D13M1:7） 9.板子矶（T703⑨:3）
（五）大路铺文化因素
来自于鄂东南地区的大路铺文化也在西周中晚期对皖南中部地区产生过一定影响，如师姑墩遗址及千峰山、龙头山等土墩墓中出土的附耳甗。此类甗在本地找不到文化渊源，在江淮地区有所发现但数量很少，但在大路铺文化中有较多发现。千峰山出土的附耳甗（图五:1）束腰，平底，与大路铺遗址出土的附耳甗（图五:2）[51]形制相似，其文化来源可能是鄂东南地区。师姑墩鬲T6⑧:5（图五:3）[52]裆部较平的特点，可能来源于大路铺文化中广泛存在的鼎式鬲（图五:4）[53]。不过，皖南中部地区发现的大路铺文化因素很少，与本地器物也有较大的差别，大路铺文化因素应为间接输入。
图五 皖南中部地区与长江中游地区大路铺文化、楚文化因素陶器比较
1.千峰山（D16M2:7） 2、4.大路铺（84NT2③:4、03EH44:18） 3、5、7.师姑墩（T6⑧:5、T6③:29、T6②:1） 6、8.赵家湖（JM81:2、ZHM1:12）
以大路铺遗址为代表的鄂东商周地方文化类型，其族属目前一般被认为是古越人的一支[54]，本文同意其观点。
（六）楚文化因素
皖南中部地区发现的楚文化因素较少，陶器主要有柱状足鬲、细高柄豆等。
柱状足鬲在皖南中部一带未出土完整器，但鬲足发现较多，均为高柱足，足窝浅，表面有刮削痕，这些都是“楚式鬲”的足部特征。师姑墩鬲足T6③:29（图五:5）[55]与湖北当阳赵家湖出土的C型鬲（图五:6）[56]的鬲足就十分相似。
皖南中部细高柄豆发现数量很少，无完整器，仅见豆柄。师姑墩豆T6②:1（图五:7）[57]细长直柄，喇叭形圈足，足缘圆钝，底部有弦纹一周，形制与当阳赵家湖A型Ⅰ式豆（图五:8）[58]柄部特征类似，只是后者柄中部略细。
上述带有楚文化特征的器物时代较晚，均属春秋中晚期。
二、文化分区与族群分布
根据上文分析，皖南中部地区的周代文化遗存主要包括来自于江淮地区的群舒文化及宁镇地区的吴文化因素。此外，来自中原地区的周文化、太湖流域及浙北地区的越文化、长江中游的大路铺文化和楚文化等，也对该地文化面貌产生了一定影响。不过，各族群在文化格局中的地位不同。群舒、吴、楚人进入皖南中部地区后，逐渐建立起相对稳定的控制范围，在考古学上的主要表现就是遗留下较多数量的聚落和墓葬，成为当地的土著。而其他未发现聚落遗址或墓葬的文化，可能暗示其对皖南地区的影响是间接或是短暂的。两周时期，在皖南中部地区主要存在过三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分区：群舒文化区、吴文化区和楚文化区。
（一）群舒文化区
群舒势力在西周早期已进入皖南地区。从皖南群舒聚落及青铜器分布范围分析，其在皖南地区的势力相对弱小，主要分布于长江沿岸，师姑墩遗址为皖南地区已知最早的群舒聚落。皖南中部地区群舒文化的来源是安徽江淮地区南部的群舒族群。
群舒本为东夷人的一支，世居于山东曲阜一带，偃姓。西周初年，偃姓奄国叛乱，后被周公东征平息，偃姓族人被迫南迁。其中的一支舒人迁至今安徽江淮南部的舒城、庐江、枞阳、六安一带，建立了一系列舒姓小国，史称“群舒”[59]。舒人南迁后被称为“淮夷”，因多位于淮河之南，金文中又称“南淮夷”。西周早期，群舒势力就已越过长江，占据了殷墟时期被废弃的师姑墩聚落旧址，将之作为开发长江南岸地区的据点。现有资料表明，皖南地区的群舒势力主要沿长江向东发展，铜陵夏家墩、神墩，繁昌板子矶等聚落遗址均发现了与师姑墩面貌一致的文化遗存。西周后期到春秋早中期，群舒风格的青铜器曲柄盉、牺首鼎在芜湖柳春园，繁昌赤沙，南陵家发，铜陵金口岭、钟鸣、西湖、谢垅[60]等地多有发现，有些为墓葬所出。这些墓葬与群舒聚落分布范围一致，均在自铜陵至芜湖狭长的沿江平原一带，据此可以判断，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这一地区主要是群舒的势力范围。
（二）吴文化区
土墩墓是吴文化的代表性遗存，在皖南中部地区的分布十分密集，出现时间约在西周早中期之交，一直持续到春秋早中期。依据现有考古发现，土墩墓在皖南的出现次序并非自东向西的线性推进，而是首先出现于南陵、繁昌一带，然后不断向周边扩张。在渐次占领宣芜平原，打通自宁镇至皖南的通道后，又继续向西推进，在西周后期到达皖江西段的贵池、青阳一带，其中以青阳十字附近分布较多，一直持续到春秋前期[61]。作为吴文化的标志性遗存，土墩墓的出现顺序实际反映了吴国势力在皖南地区的扩展进程。
与数量庞大的土墩墓相比，皖南中部地区的吴文化聚落以往发现的不多，见诸报道的仅有南陵牯牛山城址一处。近年来，随着田野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吴文化聚落遗址被发现。安徽大学于2019年12月—2020年1月、2020年12月对南陵大工山—漳河流域作了两次区域系统调查，调查范围主要包括家发、籍山、工山、何湾四个镇。在250平方千米范围内，共发现周代遗址四十余处，据出土遗物分析，大多为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时期的吴文化遗址[62]，与周边众多的土墩墓群共生共存。
在皖南中部地区的土墩墓分布范围内发现了数量较多的吴式青铜器，时代不早于西周中期，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以繁昌汤家山墓[63]出土青铜器最为重要。汤家山墓时代为西周晚期，出土青铜器11件，其中的龙钮盖盉与江苏丹徒大港烟墩山宜侯夨墓[64]铜盉类似；鱼龙纹盘、鸟形饰与仪征破山口墓[65]出土的龙纹盘和四凤盘上的鸟饰类似。该墓所出三足内收铜鼎、扁体簋也带有典型的吴文化特征。虽然汤家山墓也出土了一些带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万店优配，但均在中原风格上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因此，汤家山墓应是吴国贵族墓葬。安徽青阳汪村墓[66]同为西周晚期墓葬。该墓出土的龙耳尊，经张敏考证为吴器[67]。墓中出土的青铜鱼龙纹盘、牺尊、矮足鼎等，也是典型的吴式风格。铜陵凤凰山[68]清理报告认为其是窖藏，但从器物组合看似应为墓葬，墓中出土的铜鉴与吴王光鉴相似，笔者推测该墓为春秋后期的吴墓。综上，西周中期至春秋后期，皖南中部地区大部为吴国控制区。
（三）楚文化区
楚国本居于江汉平原一带，春秋以后逐渐崛起并开始东进，在江淮一带与吴、群舒势力展开交锋，并进一步跨江影响至皖南地区。据历史记载及考古发现，在春秋之世，楚国势力主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公元前473年越灭吴，前306年楚又灭越[69]，皖南才正式归入楚国版图。不过目前皖南并未发现楚文化聚落遗址，墓葬仅个别发现。青阳龙岗M1[70]出土的髹漆陶豆、漆木樽、附耳子母口盖鼎均是春秋以后楚地流行器物，墓圹填埋青膏泥的做法也是楚墓的惯常风格，该墓当为楚墓。此外，安徽贵池徽家冲窖藏出土的青铜鼎上带有“楚弩悤之”的铭文[71]。该窖藏出土的长援戈、薄格圆筒茎剑、圆实茎厚格剑都是楚式风格。由此推测皖南的楚文化区可能形成较晚，时代约为春秋末至战国初期。主要分布区在贵池、青阳一带，以东的铜陵、繁昌、南陵一带楚文化遗存发现很少，仅有个别楚式陶器（残片）及铜器出土。
（四）其他文化
除上述三个族群外，其他族群文化对皖南中部地区的直接影响较小。皖南中部地区中原周文化因素发现较少，时间主要集中于西周初年，说明周文化的影响时间短，很可能是通过江淮地区间接对皖南施加了影响。来自鄂皖交界的大路铺文化在西周中晚期也曾影响过皖南中部地区，不过两地共同文化因素较少，影响程度有限。印纹陶、原始瓷在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中期一直源源不断输入皖南中部地区，但因皖南中部地区并未发现越式土墩墓及聚落遗址，推测这些器物很可能是经过商品交换输入至皖南沿江地区。越人利用印纹陶及原始瓷，与皖南中部地区的吴人互通有无，换取铜矿资源。师姑墩等群舒遗址内出土印纹陶和原始瓷，很大可能是经吴人转手而得。故此，越人势力也并未在皖南中部地区建立直接控制区。
三、族群互动与文化格局的变迁
皖南中部地区的文化分区并非一成不变，随着各方势力的此消彼长，文化格局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西周初年，来自于安徽江淮一带的一支舒人南过长江，在师姑墩建立起定居点，并逐步在沿江狭长地带建立起稳定控制区。这支舒人之所以进入皖南，很可能是为获取皖南中部一带的铜矿资源，也可能是受到周人的征伐而被迫越江南迁。周文化因素如卷沿弧腹绳纹鬲、鼓腹簋、粗高柄豆等陶器也主要出现于这一时期，反映了群舒族群和周人曾经存在文化交流。
西周中期以后，中原周文化因素在该地已消失不见，而具有江淮群舒风格的陶器在聚落遗址中占据优势。约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土墩墓开始出现并很快密布于皖南中部地区，宁镇地区流行的素面鬲、角状柄鬲、夹砂红陶鼎等在聚落遗址中也有发现，证明此时吴人也进入皖南中部地区。吴人进入后，与分布在沿江地带的舒人密切交流并互相渗透，文化趋同性增强。师姑墩遗址出土的素面鬲、带角状把手的陶鬲、夹砂素面陶鼎、圈足盘等，均是吸收了吴文化因素。而吴文化中新出现的绳纹联裆鬲则明显是受到了群舒同类器物的影响。龙头山土墩墓出土的曲柄陶盉与师姑墩所出形制相同。南陵刘家山、龙头山出土的闭环状鋬，平底或圜底的陶盉，也是借鉴了群舒曲柄盉的特点之后对宁镇地区平底盉进行改造后的产物。属于越文化因素的印纹陶、原始瓷等通过交换输入本区。这一时期，鄂东南地区的大路铺文化也开始与皖南中部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并持续到西周后期。
西周后期至春秋早期，皖南中部地区青铜文化的地域特色继续增强，具有群舒文化、吴文化风格的青铜器大量出现，这是皖南铜矿大规模开发利用的反映。春秋中期，聚落遗址中陶器的群舒文化因素如折肩鬲、折腹豆等大幅减少，而来自吴文化的素面器、刮面器却不断增多，新出现夹粗砂平底鼎等器形。群舒典型铜器曲柄盉、牺首鼎等也消失不见。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推测与春秋中期吴国势力显著增强，挤压了群舒的生存空间有关。但令人不解的是，与宁镇一带吴文化的繁荣相比，除部分零散出土的青铜器外，皖南中部春秋早中期的吴文化遗存却发现甚少，个中原因尚不得而知，或许与发掘资料少有关。春秋中期，楚文化因素也出现于该地区，但遗物极少，除师姑墩遗址发现的高柱足鬲、细高柄豆具有比较明显的楚文化特征外，其他基本不见，说明楚文化对皖南中部地区的影响有限。
春秋后期，除板子矶外，皖南中部的群舒聚落均被废弃，群舒风格青铜器也消失不见，表明该地群舒文化已经衰落。此外，在春秋末期，铜陵以西的青阳、贵池一带楚式风格遗物有所增多，对皖南中部地区有一定影响，楚式青铜器的发现就是明证[72]。不过总体而言，春秋后期至战国时期，皖南中部地区进入了一个文化沉寂期。
综上分析，西周早期，皖南中部地区仅有舒人在师姑墩一带定居，遗存种类单一，文化格局相对简单。此时，群舒文化与周文化在此地有过短时间的交融（图六）。西周中期，皖南中部文化格局开始复杂。此时群舒文化遗存种类数量显著增多。与此同时，吴人也进入皖南中部地区，建立了许多聚落，随之土墩墓也大量出现，青铜文化走向繁荣。这一时期，群舒族群与吴人各自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共同开发铜陵、南陵一带的铜矿资源，各自控制区域应有交错。西周后期，吴人不断西进，控制区域不断扩大，势力最盛时，曾占据了除皖南中部部分沿江地带、皖南东南部及皖南山地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与吴文化西进相反，这一时期，群舒势力呈东扩态势。不过此时皖南中部地区文化格局与西周中期变化不大，吴与群舒之间仍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均势（图七）。春秋早中期，群舒势力继续沿江东扩到今芜湖一带，吴文化势力范围变化不大，越文化对皖南中部的影响仍然存在，来自长江中游的大路铺文化对该地区的影响消失。春秋中期，楚文化开始影响本区（图八）。春秋后期，铜陵、南陵、繁昌一带文化遗存发现甚少，文化面貌及格局暂不明了。春秋末至战国初年，楚人曾在青阳、贵池一带确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控制区域有限（图九）。战国以后，皖南中部的文化遗存发现极少，目前尚难以对文化格局进行分析。
图六 皖南沿江中部地区西周早期文化格局示意图
1.师姑墩
A.群舒文化区 B.周文化
图七 皖南沿江中部地区西周中晚期文化格局示意图
1.师姑墩 2.夏家墩 3.神墩 4.板子矶 5.牯牛山 6.大工山 7.江木冲 8.凤凰山 9.木鱼山 10.金口岭 11.汤家山 12.汪村 13.龙头山 14.千峰山
A.群舒文化区 C.吴文化区 D.越文化 E.大路铺文化
图八 皖南沿江中部地区春秋早中期文化格局示意图
1.师姑墩 2.板子矶 3.牯牛山 4.大工山 5.江木冲 6.凤凰山 7.木鱼山 8.谢垅 9.柳春园
A.群舒文化区 C.吴文化区 D.越文化 F.楚文化
图九 皖南沿江中部地区春秋末、战国初文化格局示意图
1.龙岗 2.徽家冲
G.楚文化区
四、结 语
作为皖南青铜文化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中部沿江地带是认识皖南乃至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格局的关键。陶瓷器文化因素分析表明，两周时期，皖南中部地区曾活跃着多支族群。西周早期，皖南中部沿江地带即有群舒族群活动，建立起多个聚落。约在西周早中期之交，吴国势力也逐步西进并占领皖南中部地区大部，与群舒开始密切接触。从现有考古资料看，吴与群舒在皖南中部地区的控制范围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并一直持续到春秋中期。直到春秋晚期，皖南的群舒势力才走向衰亡。除群舒与吴两大族群外，中原周文化、大路铺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等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对该地区产生过影响。可见，在两周时期，皖南实为中原与东南沿海地区，长江中游与下游地区文化交流的通道。这种十字路口的地理位置，促成了该地区文化多元荟萃的局面，青铜文化面貌也较宁镇一带更为复杂。因此，不宜将皖南地区笼统纳入吴或吴越文化范畴。
与周边地区相比，皖南沿江中部地区已公布的周代聚落遗址以及墓葬材料还不够丰富，特别是土墩墓发掘资料太少。另外，考古发现存在很大偶然性，也会影响到对遗存时代及文化面貌的认识。这些都使得本文可能存在许多不完善甚或谬误的地方，期待有更多材料来补缺纠讹。
[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管理局：《安徽繁昌板子矶周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2]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大学、铜陵博物馆等：《铜陵师姑墩——夏商周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20年。
[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安徽铜陵夏家墩、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5年第6期。
[4]同[2]，第140页。
[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庐江县文物管理所：《庐江大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
[6]同[2]，第117页。
[7]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邱堰台——淮河流域周代聚落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64页。
[8]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商周组、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省霍邱、六安、寿县考古调查试掘报告》，《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9]同[7]，第273页。
[10]同[2]，第291页。
[11]同[8]。
[12]同[8]。
[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霍山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霍山戴家院周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6年第1期。
[14]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六安市文物管理所：《安徽六安市堰墩西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2年第2期。
[16]同[2]，第227页。
[17]同[2]，第415页。
[18]同[7]，第307—308页。
[19]a.安徽省文物局：《五十年来的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文物出版社编《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b.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牯牛山周代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9）》，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182—183页。
[20]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南陵千峰山土墩墓》，《考古》1989年第3期。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安徽南陵龙头山西周土墩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13年第10期。
[22]杨鸠霞：《安徽省繁昌县平铺土墩墓》，《考古》1990年第2期。
[23]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常州博物馆、句容市博物馆编著：《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9年，第168—169页。
[24]镇江博物馆编著：《句容鹅毛岗土墩墓发掘报告》，江苏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4页。
[25]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江苏丹徒镇四脚墩土墩墓第二次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第10期。
[26]同[24]，第40页。
[27]a.宫希成：《皖南地区土墩墓初步研究》，高崇文、安田喜宪主编《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2年。
b.付琳：《江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2019年第3期。
[28]同[2]，第67、71页。
[29]团山考古队：《江苏丹徒赵家窑团山遗址》，《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
[30]同[2]，第582页。
[31]朱国平、高伟：《江苏句容东岗头遗址的发掘及其对湖熟文化研究的启示》，《东南文化》2015年第3期。
[32]同[2]，第468页。
[33]南京博物院：《江苏丹徒南岗山土墩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2期。
[34]同[2]，第155页。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101页。
[3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商城——1953~1985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
[3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新郑天利两周墓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
[38]同[35]，第101—102页。
[39]同[2]，第140页。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84年长安普渡村西周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9期。
[41]同[2]，第142页。
[42]南京博物院：《北阴阳营——新石器时代及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3年。
[4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物系、马鞍山市文物局等：《马鞍山五担岗》，文物出版社2016年。
[44]赵永福：《1961—62年沣西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9期。
[45]同[7]，第299页。
[46]张敏：《陶冶吴越——简论两周时期吴越的生业形态》，《东南文化》2019年第3期。
[47]同[2]，第121—122、250、252页。
[4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长兴县便山土墩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1980—1990）》，科学出版社1993年。
[4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故宫博物院、德清县博物馆：《德清火烧山——原始瓷窑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5—26、48—49页。
[50]王爱民、张爱冰：《安徽铜陵师姑墩遗址周代遗存性质及相关问题初探》，《东南文化》2020年第5期。
[51]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黄石市博物馆、湖北省阳新县博物馆：《阳新大路铺》，文物出版社2013年，第220页。
[52]同[2]，第218页。
[53]同[51]，第214页。
[54]a.李克能：《鄂东地区西周文化分析》，《东南文化》1994年第3期。
b.罗运兵、陈斌、丁伟：《大路铺文化土著因素的形成与传播》，《江汉考古》2014年第6期。
[55]同[2]，第248页。
[56]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77页。
[57]同[2]，第248页。
[58]同[56]，第84页。
[59]胡嘏：《群舒史迹钩沉》，《安徽史学》1986年第6期。
[60]安徽大学、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61]同[27]a。
[62]安徽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系、芜湖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南陵县文物管理所：《南陵漳河——大工山区域考古调查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第20—160、182—186页。
[63]安徽省文物工作队、繁昌县文化馆：《安徽繁昌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该墓清理时已遭破坏，形制不明。根据出土情况，推测为带浅土坑的土墩墓。
[64]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丹徒县烟墩山出土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
[65]王志敏、韩益之：《介绍江苏仪征过去发现的几件西周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
[66]a.石谷风：《青阳出土的西周晚期铜器》，《安徽文博》第3辑，1983年。
b.同[60]，第100、108、110、150、180页。
[67]张敏：《吴越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出版社2018年，第258页。
[68]叶波：《铜陵凤凰山发现春秋铜器》，《文物研究》第3辑，黄山书社1988年。
[69]楚灭越的时间学界认识不一，有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等说，持后说者为多，见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4页。
[70]a.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年第2期。
b.同[60]，第182页。
[71]安徽省博物馆：《安徽贵池发现东周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8期。
[72]陆勤毅、宫希成主编：《皖南商周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106页。
作者：王爱民（山东航空学院人文学院）；胡小伟（芜湖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爱冰（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原文刊于：《东南文化》 2025年 第3期万店优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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